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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泉生的音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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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郁秀 孫芝君 | 定價3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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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追尋台灣文化的來時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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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呂泉生老師出這樣一本書，沒有其他目的，純粹以「音樂」為出發點。 在我小的時候，呂泉生老師就是音樂界的名人，他領導的榮星合唱團在當時十分出名，我的弟弟陳繼平也曾加入過這支合唱團，並在團裡唱了幾年歌。每次看到他快快樂樂到合唱團的樣子，對每天要花大量時間練琴的我來說，實在羨慕得不得了。同樣都是學音樂，我與他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境遇：我每天必須犧牲玩耍休閒的時間專心練琴，不得中斷，他卻天天快快樂樂，口中似乎永遠有唱不完的旋律。記得第一次聽到他唱「路旁一朵紅玫瑰......」時，我簡直不敢相信，天底下竟然有這麼好聽的歌曲當然美麗的歌聲是主要的因素。 雖然羨慕繼平，但我始終沒去考榮星兒童合唱團，原因有二：一是練鋼琴佔去我課餘太多的時間，媽媽認為，既然鋼琴已經彈得這麼好了，就應該繼續認真彈琴，不要再分心在別的項目上；另一方面，說來奇怪，大家一定不相信，我天生具有「絕對音感」，聽力敏銳，卻同時擁有一副五音不全的「缺陷嗓子」，讓我無法完整唱完一首歌，這是身為音樂家的我一生的遺憾，和深藏內心的一點痛，當然這點痛斷送我去考合唱團的可能性。媽媽和弟弟兩人歌聲十分優美，當他們一起引吭高歌時，我就在一旁為他們彈琴伴奏，一家人共享音樂帶給我們的樂趣這種感覺就是我童年所感受到的「家」的感覺，溫馨、快樂，這一切影響了我的一生。 弟弟繼平在離開榮星合唱團後，並沒有走上音樂這條路，但音樂已悄悄烙印在他的心頭，到現在，他一直都還喜歡唱歌，喜歡音樂，並樂意參加各種音樂活動。我認為，呂泉生老師透過榮星合唱團，培養並啟發了社會上很多像我弟弟一樣喜歡音樂的人口，對台灣音樂風氣的拓展貢獻很大，還記得一九六○年代，著名的維也納少年合唱團幾度來台演唱，被樂界視為一大盛事，我當然也不落人後，將聆聽維也納少年合唱團的演唱看成人生大事，公演一個月前就天天數著日子引頸期待。而呂泉生老師每次都受邀以台灣合唱代表人的身分出來講話，可知他當時在樂壇崇高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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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音樂的架構，在所有形式的樂曲中，合唱曲與交響樂曲是帶給我感動最深的兩種曲式。合唱是以人聲各聲部的結合，交響樂曲是以各種不同樂器的結合，所呈現的演奏形式；在聲部與聲部之間的旋律雖然各自獨立，音樂卻相附相生。每次聽到這類音樂，內心的感受總是澎湃洶湧，有如置身天地之間，享受自然界最真誠的天籟之音。我把這種感覺帶到我的鋼琴學習及演奏中，它深深地影響了我彈奏的行為，小小的年紀就澈悟，要彈得好不只照譜上所示把每一個音彈出來，而是要把宛如大合唱在演唱、交響樂團在演奏的音樂氣勢展現出來，才稱之為「彈得好」。這種體悟，就是由聆聽呂泉生老師的合唱演出開始。 在我的人生中，有兩個人分別在不同階段對我影響很大，促使我走出單純的鋼琴演奏世界，追尋文化的根源、擁抱台灣的歷史。他們是我在巴黎音樂學院的鋼琴教授杜揚先生谷及先夫盧修一博士。 十六歲那年單獨遠渡重洋留學法國，初達巴黎時，我對大千世界唯一的想法，就是把琴學好，參加國際鋼琴比賽並揚名國際。開學的第一堂課，我的主修老師杜揚教授先請我們幾位從其他國家來的學生談談自己國家的文化背景和音樂，隨後也請法國同學介紹法國的文化和音樂。對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我竟然完全回答不出來，使我覺得十分慚愧。檢討我的學習過程，在童年及少年時期，也就是六○年代的台灣，它在五十年日治的影響後正步人嚴厲的「戒嚴時期」，當時國民政府所實施的教育政策，「台灣文化」並不被允許提及，所以我只接受全盤西化的「西洋音樂」內涵。而當時只要把琴彈好，掌聲便隨之而來，從未仔細思考西洋音樂以外的世界。杜揚教授當時提出來的問題，對我無異是一記當頭棒喝，讓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對台灣文化竟然一無所知。教授還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如果未來我仍只是個僅會彈鋼琴的人，就算我彈得再好也沒用，因為一個不懂自己文化的藝術家，不僅無法延伸了解世界文化，更嚴重的是，終其一生，藝術都沒有安身立命的源頭。 杜揚教授的一席話始終放在我心上。在當時巴黎的台灣留學生不多，而屬我年紀最小，星期假日我常隨父親師大的學生們，例如廖修平夫婦、謝里法、彭萬墀、侯錦郎夫婦......等師兄師姊，到美術館看畫或聽演講。有天有人提議去索爾本大學聽演講，講題是「台灣的傳統音樂－－南管」，想起杜揚教授對我說過的話，當然就一起去了。演講中不僅介紹南管的歷史，還在現場展示琳瑯滿目的南管樂譜、樂器，並播放南管音樂給大家聽。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台灣的傳統音樂，很諷刺的是竟然不在台灣而是在巴黎。南管的節奏緩慢，內容細緻，乍聽不習慣，但久了就能領略其中之美。當時負責監護我的高神父及漢學家安妮．賽黛爾，也常鼓勵我，「在巴黎，資源多，有機會就多學習跟自己文化相關的東西，未來都是妳意想不到的人生資產」，他們的話沒錯，十一年的留學生涯，我把握當下的每個機會，這一切也使我一生受用不盡。 先夫盧修一博士是在杜揚教授後，啟蒙我對台灣文化的認知者。我們相處的時間經常天南地北分享人生的經驗和看法。我們成長的環境不同，他六歲喪父，刻苦半工半讀求學，對時代有強烈的使命感，而我出生在充滿愛的家庭中，畫家父親從小就把我送到張彩湘教授處學琴，所以我們性格、看法、思想不太相同。修一眼中，我青少年的人生可謂錦衣玉食，除了音樂、藝術外，什麼都不在意。他是位博學又幽默的人，對社會主義有深厚的鑽研與期待，常笑我是「資本主義者」，又說我是「失根的蘭花」。我們常為此辯論得面紅耳赤。 結婚後他希望能影響我成為「台灣的、也是國際的音樂家」，常介紹我閱讀張深切《黑色的太陽》全集、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康德、馬克思、佛洛伊德、波娃、沙特，以及早期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文人作家例如郭沫若、魯迅、巴金......等人之作品。我們一起閱讀，共同討論，慢慢我已能釐清自己要尋求的方向，了解到要不成為「失根的蘭花」，不僅要學習國際文化人深耕自己的文化，更重要的是確立自己的中心思想；唯有中心思想的人，才能終身無悔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因此在二十六歲回到台灣之後，我就默默開始研究蒐集有關台灣的歷史、文化、藝術、音樂等方面的資料；因為我已知道，在無數「優異」、「天才」......的讚美聲後面，我缺少了什麼。而我的一生，就在認定了方向後，針對缺乏的那一塊，也就是杜揚教授所謂的「安身立命的源頭」，進行不斷的探索、學習、累積、研究、彙整、轉化等工作，這一切我甘之如飴，並由中體會生命的真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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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了這麼多，是為了表達我的「共嗚感」。 在我的認知中，學習國際文化、深耕自己文化、確立個人思想、在傳統中創新，是現代音樂家必備的條件，這一切在呂泉生教授的生命歷程、創作生涯及演唱成果中都看得見。呂泉生教授的人格特質，尤其他以「台語為本」的歌謠創作方式，成就他成為一位富有「台灣精神」的音樂家。為這位「台灣合唱之父」、「台灣歌謠藝術化的先驅」、「以音樂發展國民外交的拓荒者」出這本書，是我以音樂人看音樂家的角度，由更深刻更詳實一的方向切入，撰述一位時代音樂家並為之作一定位，為台灣文化盡一份心力，同時也為台灣音樂史留下一道見證的足印，這是我的初衷，也是我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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